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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难道不是中原古音吗?

2019-07-05 16:59:00 

客家话难道不是中原古音吗?

大约一年前,《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上登载了徐春伟先生的《客家话真的是中原古音吗》。此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至今不断有人转发。笔者最初知道此文,还是因为朋友的发现——“参考文献里有你的那本译著哦”。

徐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拜读之后,当即萌发了撰文回应的冲动。怎奈后来一直忙于《客家话概说》的撰写,无暇顾及。近日又在“语言资源快讯”上看到暨大的甘于恩教授转发此文,我想是时候写一篇文章和徐先生探讨一下了。

是不是北方移民后代,与客家话是不是中原古音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今天所说的“客家”实际上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或者说是一种“自为的”结果,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自在的”客家,也不可能从中完全抽离出来。近代客家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他称到自称、从泛指到特指的过程,错综复杂。要之,“客家”是清末民初以来,伴随一系列社会历史变迁、政治经济改革而建构、填充起来的一种意念。

主张自己是古代北方移民后代的,确实不止客家人,甚至连世代生活在云南的某些少数民族也有自认为是古代中原移民后裔的。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南方社会,可谓普遍现象,其幕后操手是当地的识字阶层或者说社会菁英。

我们知道,清王朝行将就木之际,社会各界对中原正溯的追崇达到空前的高度,革命党人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文人墨客们则笃信中国的文明是一元一体的,其发祥地就在中原。换言之,谁若是被人贴上异族的标签,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包括客家人在内的、远离北方“中原故土”的南方各界人士,但凡有点文化的,都会极力为自身的族群“辩白”,莫不极力向中原靠拢。在这过程中,唯有客家人,确切地说是客籍的学者,成功地将这一信念理论化、体系化了,从这点意义上说,客家人确实有过人之处,因为想要此目的达成,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断不可行。

我国历史悠久,以中原为典型代表的北方地区人口变迁频仍,民族融合不断。南迁后的汉人,也无可避免地要与当地土著接触,受到影响。客家人是否全都是北方移民的后代,我们暂且不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客家话是不是中原古音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客家话本身的“存古度”。

客家话的特征足以证明客家话确为中原古音

徐先生文中所举的《切韵》《广韵》,确实是构拟中古汉语发音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古代的韵书都是编给读书人作词作曲用的押韵参考书,并不一定是当时实际的语音记录。毋宁说,《切韵》《广韵》音系包含了不少编写者心目中理想的“中原雅音”,实际未必真的存在对立意义,有些甚至是当时早已消失了的发音。也就是说,韵书上记载的音系,有不少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

徐先生重点列举了全浊声母的例子,以此证明 “客家话的语音面貌并不古老”。然而,我们知道,全浊声母清化,早在唐朝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从日语“汉音”即唐朝长安音和“吴音”即六朝江浙音的对立便可一目了然。例如,“大”字的汉音是“たい”[tai],和客家话的几乎一模一样;吴音是“だい”[dai],类似于闽南话的发音。客家话的一个语音特点就是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几乎全都变成送气的清音,如“白”字的客语声母是[ph],从中古汉语的[b]演变而来。

如果说浊音声母清化也算是区分古今汉语的分水岭的话,那么唐代以后的汉语都不能称作“中原古音”了。关键的一点还是刚才讲的,《切韵》《广韵》的音系,不能完全忠实地反映唐宋汉语的原貌。

徐先生说吴语镇海话存在34个声母,在数量上最接近《切韵》的37个。诚然,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确实只有吴语和老湘语在全浊声母的保留上比较“完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镇海话的全浊声母是否全由中古汉语直线承载下来,还有待商榷;二是综合来看,客家话的存古度要比吴语的高。

从声母来看,客家话保留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特点。例如,“馮(冯)”“憑(凭)”二字声母相同,都是双唇音。又,“把全部饭吃了”翻译成客家话是“饭拿食揪毕之”。其中的“之”字,保留“古无舌上音”,读作[ti],其用法也是和古汉语的一模一样,同《诗经·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的“之”。“饭拿食揪毕之”中的“食”表示“吃”;“揪”本字为“揫”,意思是聚集,见《后汉书·马融传》:“揫敛九薮之动物,缳橐四野之飞征”,引指全部;“毕”白读[phet]文读[pit],这里白读,表示“完了”,同古汉语也同今天西安话的用法。

再有就是客语尖团分明,“精”与“经”,“聚”与“具”的声母截然不同。而徐先生所力举的吴语,只是部分地区还严格区分尖团音而已,很多地方都已经混同了。顺便一提,尖团合流的现象,发生于清代,这也能反映各自的存古度。

韵尾方面,客家话完好地保留了入声,-p, -t, -k三类齐全,鼻音韵尾方面,m, n, ng三类齐全,如“饭”念[fan],“范”念[fam]。吴语有入声调而无入声韵,韵尾全都变成了喉塞音。

以上语音方面的存古现象,在客家话里面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成批出现的。

词汇方面,客家话的存古现象更是明显。首先就是单音节词、古语词特别多,称“稻子”为“禾”,“筷子”为“箸”,“柴火”为“樵”];“腾跃”为“逴”“跟随”为“趁(跈)”,“害怕”为“畏”;“陡峭”为“岖”],“丑陋”为“俚”。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语法上,文言大量存在于客家话的口语之中。例如,“横”是名词,读阳平;变去声,变成动词,表示横着倒下。这样的用法,在古文中叫做“读破”,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中的“门”。再比如,“你吃午饭了吗”翻译成客家话是“汝食矣昼无?”“找人帮忙”用客家话说是“寻人衬手”——“衬”字保留“古无舌上音”读作[then],“帮衬”的意思。

从上可见,客家话就是一门活生生的古汉语,和闽南话、广府话一样,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当然,吴语也算是。确切而言,客家话保留了元代以前的中原雅韵,反映的大都是两宋时期汉语的语音面貌。用客家话吟诵古诗,从《诗经》到苏东坡,很多都比用普通话押韵得多,这正是“中原古音”的一个证明。此外,客家话和越南语、朝鲜语、日本语等“域外方言”的汉字发音对应规律,也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从“他称”变“自称”的不止客家

“客家”之所以从一个他称变成自称,西风东渐、中西合璧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客家”类似的,比如说“黄种人”的观念。18世纪50年代末期,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耐(Carl von Linné,1707-1778)出版第10版的专著《自然系统》。该版本在描述亚洲人的肤色的时候,将初版时使用的fuscus一词删去,替之以luridus,表示一种病态和不健康的蜡黄色、苍白色。从此,“黄种人”的观念开始风靡世界。

也就是说,“黄种人”原本是个不礼貌的甚至是带有一些侮辱性的他称,但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老百姓告别了封建社会,“黄”这一原本属于皇族贵胄专用的颜色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民众对“黄”趋之若鹜,都想触碰一下这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颜色,沾沾帝皇之气。又因为中国的母亲河叫“黄河”,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国人无不欣然接受“黄种人”这样的标签,全然不顾它的本意。

“黄种人”与“客家人”称谓得来之始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借用刘镇发教授的话说,就是自明末清初以来,在短短的300年间,一系列历史的“误会”造就了客家,使之从“一个不礼貌的他称变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名称,再变成一个值得骄傲的自称。然后是将广府人的污蔑逐一驳斥,将本来是‘非粤非汉’的‘野蛮人’的身份,变成了相对纯正的中原移民后裔。”

从某种意义上说,“客家”确实是比较晚近才建构出来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但我想说的是,其他的族群、观念又何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呢?窃以为,族群的“建构性”丝毫不影响客家话是中原古音的事实,因为语言特征是客观存在,这不是历史学者可随意定义的。

20世纪最著名的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曾经说过,现代汉语可划分为五大块,分别是:①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②以苏州话、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③以福州话、厦门话为代表的闽语;④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语;⑤以广州话、香港话为代表的粤语。在这当中,最能反映中古汉语原貌、真正代表中原古韵的是客家话。桥本万太郎先生还强调,以往这一论断要么只是个人的主观信念,要么只是历史学者根据族谱等资料所作出的臆测,缺乏科学依据。而他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通过语言学的科学方法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详见『客家語のルーツ』,收录于中川学(编))。

客家话、闽南话、潮汕话、广府话、四邑话、苏州话等都是存古度较高的“古汉语的活化石”,保护这些方言母语本身,实际就是守住中华文化的根。

(罗鑫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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